2020年1月下旬,我们从德黑兰辗转回京与家人共迎庚子鼠年,恰逢自去年12月在武汉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肆虐,年迈的公公又在此时患肺病住院,虽经诊断排除了新冠病毒感染的可能性,但医护人员仍不敢掉以轻心,将老人隔离治疗。

从除夕前日到元宵节,我们夫妇日夜交替陪床,一同经历了老人经救治并获康复的全过程。伴随疫情在全国蔓延,老人的病情也时有变化,我们的心情也随之跌宕起伏,似乎也感同身受了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家庭所经历的点点滴滴。如今疫情已在伊朗、韩国和意大利等国恶性蔓延,然而此前因饱受美国制裁而医疗物资极其缺乏的伊朗,仍秉承“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足亲”的精神,对中国施以援手,着实令我心存莫大的暖意,也因此不免使我回忆起我们夫妇在德黑兰就医的几次经历。

私立医院

2019年2月底开始,先生突感身体多部位不适,舒张压(低压)有一次曾测到100mmHg,持续几天症状不见好转。他曾在2018年底在上海做过全面体检,未见什么异常。另外,我们抵达德黑兰数月,基本适应了生活环境,难以用高原反应来解释这些症状。联想到2018年9月2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在联大的“爆料”(即以色列特工侦查到伊朗在德黑兰郊外有一处秘密核仓库,其中存放多达300吨与核有关的设备和原料,为应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小组的突击检查,伊朗当局企图藏匿证据,将15公斤的放射性材料从该仓库移除,并散布在德黑兰市周边),我们不禁心有余悸。在伊朗生活、工作多年的邢大夫虽然与我们素昧平生,却对先生的情况很关切,她建议先生及时就医,至少也可排除一些重大疾病。得知伊朗的整体医疗水平不错且绝大多数医生的英语流利后,我们便决定前往离住处仅一街之隔的MOHEB MEHR医院就诊(图1)。

图1: MOHEB MEHR 医院外观

3月3日清晨我们走入该私立医院的一楼大厅,见有许多人安静地坐在大厅等候,一位男导医将我们引入一部电梯,吩咐我们前往5层的国际部。国际部里一位女护士坐在分诊台后,用熟练的英语与我们打招呼,在简要询问先生的病情并在电脑上录入基本信息后,叫我们坐在沙发椅上稍事等候。沙发前的玻璃茶几上坐落着一尊呈现为狮头野兽的大花瓶,狮身两侧一对如鹰的翅膀托起花瓶,内插一束仿真红玫瑰,花瓶底座上的文字显示,该仿真品系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公元前500多年)的狮头兽(ریتون شیر – دوره هخامنشی)(图2)。等候约十几分钟后,女护士叫我们进到里屋的一间诊室,一位年长的男医生操着略带口音但相当熟练的英语,耐心询问先生哪里不舒服,几分钟之后便开了几项检查和一张处方。在医院收费处交完费(大概合计人民币几十元)并同时预约次日抽血化验后,我们便返回住处。

图2: 国际部候诊区域

然而,午饭后先生各方面的症状不见一丝好转的迹象,我们于当日下午3点左右不得不再次赶回医院。这一次在上午见过面的国际部的接诊女护士直接把我们带到了急诊部。女护士向急诊部值班女医生简要描述了先生的症状,女医生用流利的英语向先生告知她的姓名和接下来要采取的若干步骤,并迅速安排了相应的检查。一位女护士在床旁抽完血后,一位男护工将一辆轮椅推到床边接先生做剩余的几项检查:胸片、心电图、超声心动图和头部CT。检查完毕等我们一同返回急诊室时,另一位男护士很快就在床旁的移动餐桌上为先生摆上了一杯热茶和一包饼干。身上贴着电极片的先生无力地躺在病床上输液,我这时才注意到先生是当时急诊部里唯一的病人(图3)。

图3: 急诊部留观室

所幸的是经过约两个多小时的休息和输液,先生的气色已好了许多,这期间各项检查结果也相继出来,穿白大褂的值班女医生告诉我们:未发现紧急或严重的问题,但她再三嘱咐我们次日一定要去国际部复诊。在急诊部留观输液及检查之前和期间,院方并没有要求我们付费。只是在即将要离开急诊部时,才交给我一张急诊部开具的缴费单去收费处结帐,当天急诊留观监测、检查及输液治疗的总费用折合成人民币约八百元。

次日及其后的几日,由于复查的需要,我们又跑了几趟医院。由于先生的症状归属不同的科室检查,按照一楼大厅电梯间外的楼层的提示,我们差不多将各个科室跑了个遍。因每次看病都要先去5楼的国际部,一来二去我们与那位接诊的女护士也成了熟人。一次,她微笑地指着办公桌上立的一面白底的桌旗告诉我,该医院接待过许多国际人士,她还落落大方地拉起了桌旗的一角让我拍照(图4)。此外,多次就诊也使我们有机会实际感受了该医院各级人员各尽其职、井井有条、以人为本的专业化服务。十分便利的是,一楼电梯间外还展示出医护人员12工种的制服图片,方便病患和家属按颜色识别不同部门的人员,比如医生身穿的是传统的白大褂,身穿淡蓝色制服的是医生助理,专业护士身穿海军蓝制服,而急诊室的护工则是棕色裤子配绿松石上衣等(图5)。

图4: 国际部的多国桌旗

图5: 医院12个工种的图示

牙科诊所

2019年下半年,我还去住处附近的牙科诊所看过医生。8月11日我因牙痛、牙肿一直未缓解,先生催促我去看牙医。我捂着肿起的半张脸开始在住处附近四处寻找牙医诊所,在路过距离住处两个街区的一座5层小楼时,抬头刚好看到牙科诊所的一个广告牌,便径直走了进去。诊所的接诊女护士挺麻利,先安排诊所的阿里医生看了我的牙,后迅速帮我约好当天傍晚就诊。

当日18:30先生陪我准时走进诊所,一位漂亮的女护士带我乘一部仅容二、三人的小电梯上到二楼的诊室。年轻女医生 Shams Barazak 动作麻利地给我拍了牙片,并做了龋齿的清理,随后她耐心地用英语和波斯语嘱咐我当天回家后的注意事项,临走我们还敲定了下次复诊的时间。下楼回到接诊台,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此次治疗不需要当天付费,等到整个治疗结束再结帐。后两次复诊时,Barazak 医生除了为我的牙齿做了进一步治疗外,她很好奇地问我来德黑兰做什么,对伊朗的印象如何,以前做什么工作,以及今后的打算等等。最后一次治疗结束,在征求了医护人员同意后,我和 Barazak 医生及她的护士助手在诊室内合影留念(图6)。

图6: 牙科诊室与医护人员合影

社区诊所

11月23日因先生感冒,多日高烧不退,我们随即来到离住处最近的清真寺建筑群里的一家社区诊所。诊所位于地下室,进门右手的分诊台后坐着两位女护士,我用简单的波斯语向其中一位解释就诊目的,然后就坐在第二诊室外面等候(图7)。前面的两位病人看好后就轮到了先生。值班的是一位年长的女医生努扎丽,在我用尽了所学的、就医情景的波斯语会话后,不得不改口说英语,她善解人意地用熟练的英语与我们交流。检查后她开了肌肉注射的针剂和口服药。我拿着处方先上楼去药店买了合计6万里亚尔(约3元人民币)的药物,然后返回诊所把针剂交给接诊女护士。她身兼两职,在其中的一间注射室给先生完成治疗任务后,又回到分诊台从我手中接过3万里亚尔(相当于1.5元人民币)的注射费,爽朗地边笑边与我们用客套话(这是伊朗人的传统)道别。隔周再次与那位努扎丽医生(图8)打招呼时,从谈话中得知她年轻时从塔吉克斯坦来伊朗学医,她还让我先生暂时回避,专门向我晒了她家庭成员的照片,事后又诚挚地邀请我们每周六去诊所看她(因先生在此期间必须接受三次注射)。

图7: 社区诊所一角

图8: 与努扎丽医生及护士合影

伊朗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准以及他们与患者之间融洽的医患关系令我印象深刻,这与近二十年来国内日益恶化的医患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咨询过上文提及的那位热心帮助过我们的邢大夫,据她观察,伊朗社会中的医患关系的确像我们几次经历的那样平和。此外,伊朗也有较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我还注意到,伊朗的医疗机构布局分配合理,医院、私人诊所和社区诊所通常在社区附近都能很容易找到,并且药房也比比皆是,很多药房是以坐诊医生的姓名来命名的,买药时都有医生当班。

几天前看到从伊朗抗疫前线流出来的两个视频,很能说明伊朗人面对苦难时普遍的乐观心态,第一个视频里,戴着口罩、身穿白色工作服的一群医护人员正围成一圈,跳起欢快的民族舞蹈,第二个视频里,一位伊朗男医生坐在医院病房门口抱着吉他弹唱。他们面对死亡威胁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淡定和从容,一方面可能来自于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底蕴,另一方面也似乎多少与他们的信仰有关。毕竟,在与亚伯拉罕信仰(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有关的经卷和文献中,预言中的死人复活是上帝对人类最终拯救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参见《千禧年的复活》一文),而这个拯救计划的核心就是全人类中唯一从坟墓中走出来的一位不朽的大能者:弥赛亚耶稣!

Lily写于2020年3月9日